闫毅航

　　到了今日，新派武侠“新派武侠”早便算不患上新了，今犹金庸对于昔时的留念梁羽诸位作家，已经都简陋盖棺定论。生百概况就如武侠小说里最喜排座次、年生论好汉，新派武侠将武林人士凭证文治高下又或者侠名恶名排个一二三四，今犹金庸并称某某；读者们对于武侠作者也是留念梁羽这般。若提及，生百尽管巨匠都市第一个想到金庸，年生其次则是新派武侠金庸古龙合称，再日后，今犹金庸即是留念梁羽搜罗梁羽生的“三大批师”或者“金古梁温”。由此看来，生百梁羽生在“新派武侠”的年生脉络中自是最紧张的多少人之一，只是时至今日，却逐渐被人漠视。

　　但在“新派武侠”崛起时，金、梁两位同岁之人多被一律而论。今逢两人百岁生日，于传统武侠题材“败落”确当下，重新回顾二人生平创作与后世影响，或者可探究其原因并总结些许论断：金庸盛名何以持久不衰，而梁羽生却为甚么逐渐置之度外，而他是否又有遗落的价钱值患上重新开掘？

　　这些下场在今日仍是紧张。如学者宋伟杰所指出的那样，之以是在罗兰·巴特宣称“作者已经去世”的同时期，中国的武侠小说仍是归附于多少个作者的名字之下，实现福柯意思上“好汉的故事让位于作者的神话”。正是由于在香港昔时特定的政治横蛮布景下，金、梁等作家并非经由环抱某一个特定脚色抽象，而因此一些同享着相同元素但实际上内中又有所差距的创作，成为“跨话语的”作者，最终实现属于他们的“作者神话”。

　　尽管，这种作者神话所对于应确凿定是这一品类以深入文学的身份，在文学品评界临时处于边缘致使被唾弃的位置。纵然上世纪90年月以来经一再“正名”，学术界也开始将武侠小说纳入钻研视线之内，但彷佛除了却金庸之外，其余武侠作家仍是在诸多钻研规模内“难登详尽之堂”。这种雅俗之辩眼前是话语权争取而导致，而且这一下场从未消逝、不断至今，以新的方式重新出如古人们的眼前。因此，重提金庸与梁羽生，既是谈古，亦是论今。

　　将金、梁合论，早已经有之。两人同年生人，后在同家报社办事，既是共事也是好友；先后动笔写作，又有了理念差距成为了对于手，故而无关两人生平事业，闲闻逸事，近乎写尽，无需赘言。1966年《海光文艺》不断三期宣告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则对于两者创作在各方面妨碍比力，颇为详尽，文章署名佟硕之；金庸同年宣告《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以作回应。直到1988年，《海光文艺》的停办人罗孚以笔名柳苏在《念书》上宣告文章《侠影下的梁羽生》，才揭发昔时底细，佟硕之正是梁羽生假名，应他聘用，作文以为新刊造势。

　　想来昔时金庸对于此底细也早已经知道，故而才在回应中写道：“佟兄是我已经有了十八年友好的老同伙，昔时共居一屋，同桌用饭，相知不堪称不深。”

　　明天看来，这尽管算患上上是一件媒体主导的炒作行动了，但梁文中的论述却可看出他看待此事至关子细，特意后半段对于金庸的品评已经至关直接，由此可见二人创作理念之差距。尽管，品评之事颇有主不雅颜色，但其后品评者却大多招供其文开篇的一个论断并多加援用，也即：

　　“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挥光大者金庸。”

　　何以“新派武侠”

　　分说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的“旧派武侠小说”，以梁、金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受西方影响，更具今世意见，而开启“新派武侠”的作品即是梁羽生的童贞作《龙虎斗京华》。

　　导致这部作品降生的直接因素，是由于1954年香港武术界太极与白鹤两门的果真交锋，当时《新晚报》的老板感应这是个噱头，便令梁羽生在报纸“天方夜谈”栏目连载武侠小说，而彼时作为梁羽生共事的金庸，其后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怨录》亦连载在统一专栏。

　　由此可见，“新派武侠”自其降生，便作为横蛮工业中的一环与传媒行业非亲非故。

　　也正因如斯，不论梁、金，在创作之初，都无分说新、旧之意，致使只是为了实现使命。两者对于此的态度也颇为不同，金庸曾经谈及“新派”未必胜于“旧派”，也不愿以“新派武侠”作家自居，而梁羽生对于此也展现拥护，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中写道：“新派武侠小说未必胜患上过唐人的武侠传奇，致使也未必超患上过近代的白羽、还珠。”虽或者有自谦之意，但可见他们自己对于所谓“新派武侠”并不太在意。但另一方面，不论态度若何，他们实则仍是接受了所谓“新派武侠”这一普遍转达的说法——两者在创作意见上有着至关多的相同之处。

　　其中最紧张的即是“武”与“侠”之间的关连。论及武侠意见之渊源，大多都要追溯到今世游侠、任侠，韩非子那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违禁”，到今日也被良多人看成“武侠”意见的中间之一。但今世之侠，未必会武，夸张的是其总体气焰。而不论新派、旧派，武侠小说尽管都是要就武大做文章的，某种意思上，正是这种被严副品评者诟病的作为超事实妄图元素的“武”，担当了武侠小说作为横蛮工业一部份的功能。

　　但二人都是文人，又哪里清晰文治？梁羽生从前创作因不懂武术，曾经直接照搬白羽的武技形貌，还被人指出，他含蓄招供，但也为自己辩解，着实不懂又能奈何样办？于是他给出的处置措施是：“由‘武’而‘神’，各类别致异诞的‘文治’在小说家笔下层出不穷。”不外他显明只当这是百年大计，直白写道，不论是他自己仍是金庸，“亦不自觉的走上这条歪路”。因此他对于金庸其后所妄想的文治五体投地，只感应加倍离谱。

　　但金庸的作品有着至关广的转达度，某种意思上正是由于这些天马行空但又搜罗横蛮元素与哲理象征的文治，相较而言，梁羽生秉持传统之见，一方面以为这是“歪路”，但又不患上不走上来，故而在功法妄想上不断未有太大妨碍。笔者已经在武侠论坛上看到有人说梁羽生写武侠是照着拳谱井然有序写作，故而不如金庸美不雅。这说法尽管找不到缘故，简陋因此谣传讹，但这也是一种对于梁羽生创作印象的品评。约莫也是从这点上讲，金庸简直比梁羽生又往前走了一步。

　　而两人对于“侠”的态度又有相同之处。梁羽生推崇侠，以为武不外是为了侠效率的，武侠小说事实仍是为了写好汉好汉、写侠义肉体——这一说法被普遍接受，良多读者奉金庸《神雕侠侣》中郭靖那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夷易近”为名言正是如斯。金庸尽管对于武侠小说自己的评估不高，曾经直白宣称“武侠小说事实不多大艺术价钱”，但“假如确定要提患上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白一种激情，形貌一种特色，形貌人的生涯或者是性命，以及政治脑子，宗教意见，迷信上的正误，品格上的黑白等等”。由此看来，金庸尽管较梁羽生在文治这一“体面”上更下功夫，但在“里子”上，也认同武只是为了写侠而效率的。

　　这概况即是“新派武侠”的一个紧张特色，因侠而武，写武为侠。不外二人对于侠的外在清晰却并不相同。好比梁羽生曾经这样品评金庸小说中的“侠”的缺失：

　　“金庸早期的武侠小说并无淡忘一个‘侠’字，迷惑越到前期，就越是‘武多侠少’，到了如今他所写的这部《天龙八部》给人的感应已经是‘正邪不分’，简直不一总体物是可能令读者敬仰的侠士了。”

　　“武”“侠”“情”的鼎足之势

　　上述这番行动宣告时，《天龙八部》尚未停止，凭证下场来看，萧峰、段誉的运气在故预先半段都有所反转，与梁羽生所批评之处有所收支；但另一方面，金庸其后的《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作品中的主角，不论是令狐冲仍是韦小宝，显明都在梁羽生品评之列，因此将此句摘出以论两者创作理念之不同也无不妥之处。

　　梁羽生被读者们所诟病的一大原因即是正邪清晰、井然有序，致使于脚色的魅力难以彰显，但这显明是他的坚持之处。他已经斩钉截铁表明，“兽性尽管重大，正邪的领土总仍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目的了”。但梁的正邪意见简直全然根植于夷易近族主义叙事，这也是他歌咏金庸笔下的郭靖的原因，他生平知足之作《足迹侠影录》内的男主角张丹枫在降生布景上与郭靖颇有相似之处，虽身在塞外，可是汉人血统。也因此他不大认同身为胡人的萧峰，胡汉之别对于他而言颇为紧张。

　　“新派武侠”并非全副指涉国族命题，好比更后的古龙，虽有波及，但那多作为一种事业的构建。可至少在金、梁二人这里，国族简直是最紧张的主题之一。这尽管与二人自己的降生布景无关，身处上世纪中叶特殊政治语境下的香港，作为彼时文人代表的媒体使命者，因传统儒家家国天下的抱负，誊写国族命题或者本便是应有之意。但假如说在《射雕好汉传》与《足迹侠影录》这临时期，二人的国族不雅还颇为临近，那末再日后，梁羽生则不断如一对于此抱有统一态度，高举夷易近族大义，胡汉不两立，金庸则有所修正。可能说《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是试验以更高的视角来处置夷易近族—国家之间的关连，到了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金庸则以一个根基不知道父亲是胡人汉人的韦小宝作为主角，倾覆了以往武侠作品中的夷易近族国家不雅。

　　《鹿鼎记》对于金庸，概况说全部“新派武侠”都是有侧紧张意思的作品，韦小宝无疑是一个“反武侠”的主角，可能说金庸这这部封笔之作中解构了他以往建构的所有武侠叙事，这是至关有气派的做法，毋宁说，这也是“新派武侠小说”脉络中迄今为止文学造诣最高的作品。这一规范之以是可能建树，不光依赖于同享相同叙事妄想与意见形态的作品，更需要反规范作品的存在。在这点上，金庸有愧巨匠之名。

　　另一方面，金庸这种以逾越夷易近族主义叙事的视角，经由武侠小说来重新审阅整其中国的历史与横蛮传统，简直更适宜华语横蛮圈进入1980年月，致使于新世纪后的部份思潮，也更被受后今世意见影响的新一代知识份子所喜爱——这概况也是金庸作品在其后相较于梁羽生加倍普遍转达的原因之一了。

　　尽管，武侠小说也不止于国族叙事。凭证梁羽生自己的话讲，“新派武侠小说都很看重恋爱的形貌，‘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这一论述至关精确，金庸的作品也简陋可凭证这一妄想合成。

　　假如说以横蛮钻研的视角来看，侠的层面是夷易近族—国家不雅的展现，所谓“情”即是恋爱—性别不雅的表征。追溯武侠小说睁结尾绪，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简陋是绝情断欲的，而到了中华夷易近国时期的旧派武侠，恋爱形貌则被退出到创作之中，这也是早期学者将旧派武侠大多散漫到鸳鸯蝴蝶派脉络中的原因。但对于旧派武侠而言，恋爱事实只是添头，到了新派武侠，这一元素愈发紧张。

　　梁羽生对于誊写恋爱至关自信，以为自己这方面的造诣是“逾越了祖先的”，而且“在恋爱的形貌上便能运用自若，特意对于少男奼女的恋爱神思形貌的颇为详尽”。对于金庸，他则有所唾弃，以为“金庸在恋爱故事上习用的题材是一男多女”，而且“每一每一犯了恋爱至上，掉臂黑白的倾向”——这一说法所针对于的实则仍是他所以为的金庸“正邪不分”，好比梁无奈接受作为主角的张无忌居然爱上了不断帮其父兄出谋献策、摧残忠良，作为元代将军之女的赵敏。

　　金庸简直塑造了为数泛滥的典型女性脚色，但归其根基，不外“仙女”与“妖女”两种方式，前者如王语嫣、小龙女，后者则如黄蓉、赵敏、任盈盈等等。以女性主义视角来看，所谓“圣女”与“荡妇”的双重尺度对于金庸的创作彷佛显而易见，反却是作为反派的周芷若在金庸的诸多女性脚色形貌中颇为亮眼。

　　在这一方面，梁羽生简直与金庸有所差距，《鹤发魔女传》中所塑造的练霓裳与卓一航这一对于典型的女强男弱脚色是金庸笔下少有的；而像《云海玉弓缘》的女主角厉胜男也颇为典型；就算如《足迹侠影录》中相对于弱势的云蕾，也要将国家大义摆在先——而且这本缔造了梁羽生总体最为喜爱的男主角张丹枫的作品，其中泰半情节因此云蕾的视角睁开的。

　　不外不论《鹤发魔女传》仍是《云海玉弓缘》，其中的恋爱故事都因此笑剧结尾的，概况这是梁羽生潜意见中以为这种逆转男女强弱关连的恋爱自己便过于难题——如他所说，他最喜爱形貌“名人型”侠客——骨子里文人儒士单薄结子的那一壁也被着实彰显，但这也足可能看做某种反讽了。

　　相较而言，尽管梁羽生自称更长于形貌人物抽象，而金庸工于情节妄想，但就算梁秉持了加倍平等的性别意见，梁所塑造的女性脚色尽管有一二出众者，但总体也难说有多精采，而且可开掘反思处甚少——金庸在这点上简直优异了些。从前文提及的周芷若为例，当下以其为主角的同人创作可算上一个小热门，所有脚色全算起来更是数目重大，这其中尽管有颇多横蛮工业与前言转变的因素，但究其根基，仍是潜在在金庸所创作文本之下的象征与外在高于梁羽生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是金庸在夷易近族—国家不雅上有着一种加倍宏不雅与飘逸的视角，构建了迷糊难明且重大的武侠天下；另一方面，也是因金庸笔下重大的情节与人物关连，缔造了诸多有再塑后劲的抽象——纵然他们在原始文本中的展现概况并不精美绝伦。

　　曲终人未散

　　1972年，《鹿鼎记》停止，金庸就此封笔，开始分心修正自己已经写完的诸多作品；至1983年《武当一剑》止，梁羽生也实现为了自己武侠小说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可能就像王蒙在上世纪80年月末所谓的“文学患上到惊动效应”那样——纵然是被划为深入文学——能担当公共议题的时期也已经由去了。“新派武侠小说”早已经不新，光线事实走向阴晦。

　　但武侠却从未崛起。就像从唐传奇开始，逐渐演化至“新派武侠小说”，在这一脉络之下的创作永世会不断上来。

　　首先是在影视剧中的新生。尽管此时梁羽生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作品并不算少，且有如张国荣、林青霞等当红港星出演的《鹤发魔女传》这样的典型作品，但相较金庸却又简直有所差距——不止是数目上的。某种意思上，自从前借名金庸所仿写、续写的大批武侠作品开始，再至以程小东《笑傲江湖之西方不败》、王家卫《东邪西毒》等典型港片的泛起，象征着以金庸命名的重大文本群正式化为某种“作者神话”，在这之下，诸多或者可称之为同人创作的作品取材但脱离于原文本种种自力妨碍，成为了在传媒场域下横蛮老本的新骄子。

　　上世纪末以来，随着电脑与收集的普遍，梁羽生彷佛愈加落伍了。作为新的前言方式，电子游戏在重旧誊写金庸，1996年河洛使命室刊行的《金庸群侠传》令有数玩家拍案叫绝，在中国游戏史上留下了不可轻忽的一笔；2001年，笔名江南的作者以金庸笔下的脚色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在收集上开始连载《此间的少年》，迄今为止，江南也是中国最驰名的收集文学作家之一——十余年后，江南与金庸那场驰名的讼事致使都成为了影响深远的著述权案例。

　　时至今日，金庸作品仍是是游戏与同人创作紧张资源，就以近期为例，网易尚在到处张扬，为自己的游戏新作《射雕好汉传》造势；至于收集文学创作，更是难以数尽。依靠于金庸的创作不光于此，好比宝树2008年曾经以网名新垣平在咫尺论坛连载《剑桥倚天屠龙史》，以正史口胃叙述武侠小说，妙不可言；又过多少年出书了《剑桥扼要金庸武侠史》，将金庸的作品全部融进中国历史，并以正统史学钻研的笔法誊写，虽是戏作，但可见其血汗。到了新媒体时期，诸如“六神磊磊读金庸”般的自媒体，对于金庸作品再解读，创作出了至关多有价钱并受众甚广的文章。

　　由此看来，金庸不光是“新派武侠”的“发挥光大者”，更是“使其传承者”。不外若说前者还可指向自己，后者彷佛却只能指向作为标志的、作为“作者神话”的“金庸”了，那实际上是在全部横蛮场域内多方同谋的服从——于是在早就没人写“新派武侠”确当下，武侠仍因此金庸之名转达至今，融会在多种文艺与前言方式之中。

　　不外有一些下场在金庸典型化之后泛起了。早多少年间，学者邵燕君曾经评估收集作家猫腻已经比肩致使逾越金庸，引来全网一片哗然——绝大少数人对于这一论断是不招供的，致使以为这是哗众取宠之言。临时不论猫腻与金庸的文学造诣事实多少多，咱们可能看到至关多的反对于意见本性根基不在猫腻，而在“收集文学”自己。持这一意见的人大多既是网文受众，也是传统“新派武侠”的读者——他们绝不招供“网文”这一方式能降生可与已经成为巨匠与典型的金庸一律而论的作品。但这彷佛正是昔时“新派武侠”所面临的质疑。

　　概况说，这本性上不也正是梁羽生与金庸创作意见上的差距么？从服从论上来说，金庸乐成了，但在今日这个下场重新回到了人们眼前。

　　不外这是咱们这代人要求解出的谜底了，梁羽生与金庸都实现为了自己的使命——在“新派武侠小说”的脉络上、在武侠题材的传承中、在整其中国文学的历史内。

　　……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悉尼病逝。金庸献上喜联，“同行共事同年大后世，亦狂亦侠亦文好同伙”，题名“伶丁伶丁者：同年弟金庸敬挽”。又九年，金庸在香港病逝。

　　陈文统（梁羽生）在去世前曾经与查良镛（金庸）经由最后一次电话，约棋，电话里他说：“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用饭，用饭后咱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无关连……”

　　我想，他们也该卸下自己的笔名了。

　　（作者为北都门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生）